南京文化日历|日本画家平山郁夫与南京城墙修复

2018年05月21日 10:01来源:南京好朋友

1995年5月24日,中日合作修复南京城墙开工典礼在南京台城城墙上举行。

平山郁夫

中日合作修复南京城墙的活动是时任日本中国友好协会(简称日中友协)会长平山郁夫于1995年倡议实施的。当时正值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50周年,平山会长希望通过这一活动,弥补因战争造成的心灵创伤。在其后3年时间里,日中友协在日本国内号召广大民众积极参与修复南京城墙,并发起了大规模的募捐活动。期间,来南京参加城墙修复义务劳动的日本各界人士达2万多人次,日方捐款超过7000万日元。

平山郁夫先生(左)和时任中共南京市委书记顾浩在南京城墙修复工地参加义务劳动。

“共同修复南京城墙,架起日中友好桥梁”

平山郁夫说:“协助修复南京古城墙,不单纯是文物保护,更有不寻常的意义”。

平山郁夫,1930年出生于日本广岛。他的童年时代正是日本国内军国主义思想蔓延,对外积极扩张的时期,平山郁夫整个少年时代都是在战争阴影的笼罩下。

平山郁夫15岁那年,美国向他的家乡广岛投放了第一枚原子弹。当时他所在的学校将近有201名师生当场死亡。

平山是这样记忆的:“人们在烟雾中很是惶惶不安,有的人满脸血肉模糊,甚至有些人断了胳膊、失去双脚,但仍要凭借着最后一口气挣扎站起来,而我在这惨境中奔跑。”

虽然最后平山郁夫活了下来,但他也因遭核辐射而染上了白血病,此外,遍地的废墟和尸体给平山郁夫这个当时只有十五岁的少年造成了巨大的精神恐惧。

在他29岁的时候,平山郁夫的白血球已经降到了常人的一半以下,而此时平山心中的愿望就是能够在临死之前画一幅令自己称心的画。

在濒临死亡的困境中,在绝望不安的探索中,中国唐代高僧玄奘赴印度求法的故事给了平山郁夫极大的激励。玄奘历尽艰辛,克服重重困难的求法之路,让他深受感动。徘徊在生死边缘的平山郁夫对玄奘求法时的心境感同身受,并由此创作了著名的绘画作品《佛教东来》,获得了美术界的高度评价。

最终战胜病魔的平山郁夫有着与画中玄奘同样的喜悦。在与死亡的抗争中,平山郁夫对生命有了更深刻的感悟和理解,佛教文化成为他艺术世界中一个宏大的主题。

平山郁夫一直对中国文化怀有感恩之心。作为美术研究专家,平山郁夫对中国敦煌石窟艺术推崇备至。三十多年间,他近百次沿丝绸之路考察敦煌文化。丝绸之路是平山郁夫绘画作品的主题。 在寻访丝绸之路的艰难历程中,平山郁夫看到了文化惊人的穿透力、无限的包容力、强大的凝聚力和永不磨灭的生命力,形成了他审视文明的世界眼光。平山郁夫先生也从中顿悟:人与人之间是可以沟通的,即使存在民族、文化、宗教、语言、习惯等种种差异,也不应互相排斥,更不要诉诸战争。

1988年起,平山郁夫先生担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亲善大使,主要负责抢救世界文化遗产方面的工作。1992年,他被选为日中友好协会第4任会长。作为中日友好协会会长,平山郁夫一直主张中日两国的年轻人,都能到对方的国家去走一走、看一看,以加深两国青年之间的了解和沟通。

1995年二战结束五十周年之际,平山郁夫先生呼吁日本国民,特别是年轻人积极参与“中日共同修复南京城墙”的活动,通过亲手劳动,抚平历史创伤,建立心灵纽带。“修复南京城墙有很多种含义在里面,日军在战争期间,在南京犯下过残酷暴行,给中国人民带来了灾难,直到现在还在人们的心灵上留着创伤。另一方面,战争也给好几代日本人的心中留下了创伤,我觉得修复南京城墙能为抚平人们心灵上的伤口起到一些作用。”平山郁夫说。

在日中友协积极组织下,1995—1998年三年间,2万多名日本学生和市民访问南京,参加通过实地参观访问,获得正确的历史认知。一批又一批日本友人来到南京城墙修复工地,一块又一块城砖传递着两国人民热爱和平的共同愿望。平山郁夫先生也用他那饱含深情的笔墨书写出了无数日本友人真诚的心声:“共同修复南京城墙,架起日中友好桥梁”。

2002年,中国政府为平山郁夫先生颁发“文化交流贡献奖”,这是中国政府在文化交流领域的最高奖,用以褒奖为中外文化交流事业做出卓越贡献的国际人士。

平山郁夫画作

最爱敦煌的日本人

“作为画家,我追求的是日本美的源流,我的人生精神支柱则是玄奘三藏。然而,我不曾想到,在中国的敦煌,为我准备了非同寻常的人生画廊。”有人说,世界上最爱敦煌的人,除了张大千、于右任、常书鸿,还有一位日本人,他就是平山郁夫。

1959年,深受核辐射后遗症之苦、艺术创作上又一时找不到突破而苦恼的平山郁夫,偶然在报纸上看到一篇文章。文章中说,1964年将在日本东京举办的第18届奥运会,其圣火在从希腊雅典传递到东京的途中,如果能经过天山以南的丝绸之路就好了。

读到这篇文章的平山郁夫忽然灵感闪现。他想到,丝绸之路正是中国唐代著名僧人玄奘为拯救众生而西行印度的求法之路。被玄奘求法精神所感动的平山,创作出了《佛教传来》,这幅画当时引起了日本美术界的关注,也因此成为平山郁夫艺术道路的一个标志。平山郁夫由此一举成名,他改变了日本画以花鸟风月为题材的传统,代之以厚重的历史感,开创了日本画一代画风。

实际上,促成平山郁夫这次艺术飞跃的另一个重要事件出现在此前的一年多之前。1958年,“中国敦煌艺术展览会”在日本东京开展,敦煌文物研究所所长常书鸿及其弟子所临摹的三百幅敦煌壁画吸引了无数的日本观众,而平山郁夫就在其中。气势磅礴、充满生命的敦煌艺术,让平山深受震撼。虽然这次展览没有立刻改变当时仍以风景画为主的平山的画风,但当他一年多之后创作出《佛教传来》的时候,我们从这幅画作上可以明显感受到浓厚的敦煌壁画风格。

成名之后,平山郁夫举办过多次个人画展,而他的绘画中最重要的一个主题就是敦煌与丝绸之路。环绕在莫高窟周边的漫漫沙漠、穿行于吐鲁番戈壁中的悠悠驼队,被平山郁夫用金色和蓝色渲染得壮丽而神秘,淡泊而悠远。

平山郁夫在对自己的艺术生涯进行总结时说道:“作为画家,我追求的是日本美的源流,我的人生精神支柱则是玄奘三藏。然而,我不曾想到,在中国的敦煌,为我准备了非同寻常的人生画廊。”

成名后的平山郁夫一直想到敦煌去亲眼看看,但当时中日尚未恢复邦交,历史条件使得他未能成行。直至20年后,平山才终于如愿以偿。

1979年,平山在第一次访问敦煌时,敦煌县城所有的招待所都被洪水冲毁了,接待单位因此拒绝了他的访问要求。平山只好向时任敦煌文物研究所所长的常书鸿求助。常书鸿在与外事部门协商之后,特别安排将办公室改成接待室,迎接平山的到来。

平山郁夫后来回忆自己这次敦煌之行时说:自从在东京邂逅“敦煌壁画摹写展”,20年过后能如愿以偿走近敦煌,别提多兴奋。从北京坐火车到兰州,又从兰州经酒泉、嘉峪关,到敦煌用了五天时间。在沙漠上沿着祁连山,向敦煌日夜驰行。到莫高窟时常书鸿先生不在,我马上开始写生,捕捉莫高窟那令人激动的氛围,……在敦煌待了三天,常书鸿先生亲自带着我参观洞窟,历代洞窟的壁画和彩塑令我目不暇接,如此壮观的瑰宝使我非常惊讶。傍晚我又独自在九层楼旁画外景,听见敲钟才下来吃饭。

宏伟古老的敦煌艺术让平山郁夫深感震撼,他觉得自己在这里找到了日本文化的源泉,也找到了自己激情的源泉,他感叹道:“我真没有想到莫高窟壁画如此精美。……毫无疑问,世界性名作都齐集于敦煌。”

在平山郁夫的一生中,他又多次重返敦煌。他甚至把敦煌艺术定为东京艺术大学美术学部的必修课,要求学生必须到敦煌去亲眼看一看日本文化的原典。

而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平山郁夫在敦煌莫高窟盛唐220窟的发现。当他在220窟中看到一幅题记为“贞观十六年”的壁画时,惊讶地发现,这幅壁画竟然与他1976年在日本法隆寺金堂中所临摹的6号壁画极其相似。“两处壁画的观音像从画风到肌肤的颜色、线条、衣纹、缨珞的颜色完全一样。”平山在惊愕之余判断,两幅画应该是由同一幅底稿画出,极有可能是在长安画坊制作的原画,一幅被唐朝画师带到了长安以西2000公里的敦煌,另一幅则通过日本的遣唐使被带到了长安以东2000公里的奈良。

2007年,平山郁夫在莫高窟考察。

保护敦煌

第一次访问敦煌的短短几天中,平山郁夫不仅创作出了一百多幅写生作品,更产生出了保护敦煌的想法。这既是出于对敦煌的热爱,更是出于对常书鸿先生的敬佩。

常书鸿先生被尊为敦煌的保护神,他在荒芜的沙漠里呆了40余年,为保护敦煌耗尽了毕生的心血。在1958年东京的敦煌艺术展览会上,平山郁夫得以结识常书鸿。两位艺术家因敦煌而结缘,后来又共同承担起保护敦煌的历史使命。1979年平山郁夫访问敦煌时,常书鸿谈起了敦煌的保护问题,平山答应提供帮助。

回到日本后,平山郁夫开始为敦煌的保护工作而奔走。他首先组织了东京艺术大学敦煌学术调查团,三次前往敦煌进行调查,提出合作保护项目。项目需要得到两国政府的批准,平山郁夫就向中国方面了解相关法律法规,努力解决各种困难。

当从日本驻华大使那里得知,中国文物法第一条就规定重点文物由中国人自己来保护的时候,意志坚定的平山回答说:法律条文可以根据需要修改。在平山看来,敦煌的文物是中国的瑰宝,同时也是东亚的、世界的文化遗产,所以人人都有保护责任。他曾经利用一次午餐会的机会,直接向坐在他旁边的中国外长钱其琛申述:中国保护文物的法律我知道,但为了保护作为全人类财产的敦煌文物,能否网开一面。钱其琛外长马上答应,找文物局长等相关人员来协调此事。

1988年,在平山的倡导下,“文化遗产保护振兴财团”在东京成立,准备筹集资金用于敦煌的保护。

同年,时任日本首相的竹下登采纳了平山的建议,在访问北京之后,专程前往敦煌莫高窟参观。亲身感受到敦煌艺术魅力的竹下登首相决定,由日本政府无偿援助,在莫高窟建设“敦煌石窟保护研究陈列中心”。

当时,日本首相在这类项目上能动用的金额是100万美元,而平山郁夫一人就捐赠了200万美元,在他的推动下,日本政府最终援助了1000万美元。这座象征着中日两国人民友好交流的建筑在每一个细节上都凝结着平山先生的心血。中心于1994年正式竣工开放,为敦煌石窟文物的保护研究工作发挥着重要作用。

平山郁夫还颇有远见地意识到人才对于文物保护工作的重要性。因此,从20世纪80年代,他就开始为敦煌研究院培养保护研究人才。敦煌研究院的第一个文物保护博士李最雄,便出自东京艺术大学。

敦煌石窟文物保护研究陈列中心

1988年,平山郁夫成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亲善大使,承担起了更多的抢救世界文化遗产的工作。20多年来,他一直致力于世界各地的历史文物保护,提出了“文物红十字”构想。而对敦煌石窟的保护,则始终是让平山郁夫投入最多时间和精力的一项事业。

1989年,平山先生通过举办个人画展的方式筹集到两亿日元,并全部捐赠给敦煌研究院,用于进行石窟的保护与研究工作。敦煌研究院为此成立了“平山郁夫学术基金”。90年代中期,又在此基础上成立了“中国敦煌石窟保护研究基金会”。如今,这个基金会仍然在为保护和研究敦煌石窟不断地做着贡献。

1990年,平山先生又捐赠100万美元,设立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丝绸之路基金”,资助敦煌学研究。

在大英博物馆,平山先生捐助设立了“平山郁夫敦煌文物修复室”。 在平山先生的推动下,美国、法国及其他较大的国立博物馆也都设立了专门的敦煌文物修复室等项目。

平山先生多年对敦煌文物保护研究的贡献得到了中国人民的感激。敦煌研究院授予他该院名誉研究员的荣誉,并于1994年8月“敦煌石窟保护研究陈列中心”开放的同时,在莫高窟前为平山先生建起了一座纪念幢。

2000年8月,为表彰平山先生对敦煌石窟保护研究的巨大贡献,中国国家文物局和甘肃省政府向他颁发了“敦煌文物保护研究特殊贡献奖”。2002年,中国政府向平山先生颁发了“文化交流贡献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