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文化日历|沙千里:始于律师 一心救国

2018年04月24日 12:58来源:南京好朋友

1982年4月26日,沙千里病逝,终年82岁。而也是在当年的同一天,1937年的4月26日,宋庆龄等发起营救七君子沈钧儒、邹韬奋、李公朴、章乃器、王造时、史良和沙千里行动。

沙千里,江苏苏州市人,著名的革命活动家,为震惊全国的“救国会七君子事件”当事人之一。著有《七人之狱》、《漫话救国会》、《抗战与民众运动》等。

(1982年4月26日,沙千里病逝,终年82岁。此篇为《人民日报》刊登的政协副主席沙千里同志的逝世消息)

青年时期成为律师 参与组织救国会及其活动

沙千里是七君子之一,原名重远,曾用名仲渊,1901年生于上海,由于家庭贫困,小学还未读完,就到上海大丰棉布批发字号当学徒,五年升任帐房。青年时期就要求进步,追求真理,探索救国救民的道路。他深受“五四”运动的影响,积极从事进步活动,曾主编《青年之友》,宣传反帝爱国思想。蒋介石叛变革命后实行白色恐怖,沙千里主编的《青年之友》被封。之后沙千里主动脱离国民党,寻求新的救国救民道路。1931年,“九一八”事变发生时,沙千里正执行律师职务,主持一个律师事务所。在民族危亡的关头,他怀着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爱国激情,积极参加抗日救亡运动,参加了上海地下党的外围组织。

九一八事件发生后,国民党当时并没有极力抵抗,随后中国各地掀起了抗日救国运动的浪潮。1936年2月9日,沙千里等发起的上海职业界救国会正式成立。沙千里出身于店员,多年从事商业,作律师后,同职业界仍保持着密切联系。三十年代处,他与一些志同道合者组织了以提倡新文化为宗旨的职业界群众团体“蚂蚁社”,简称蚁社。多年来,蚁社一直坚持活动,团结进步青年。沙千里在上海职业界享有相当高的危亡,职业界救国会就是在蚂蚁社的基础之上建立。职业界救国会是上海各救国会中,人数最多,组织较为严密健全的一个。成员大多是下层职员、店员和职业学校的学员。他们热情高、顾虑少、参加抗日救亡活动最为积极。会员中有为数不少的地下党员。

七君子事件爆发 誓与抗日救亡奋战到底

(图为救国会领袖在苏州狱中合影,左起:王造时、李公朴、邹韬奋、章乃器、沙千里、沈钧儒(史良被押在女牢))

1936年5月31日,马相伯﹑宋庆龄﹑何香凝﹑沈钧儒﹑章乃器等人在上海宣布成立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发表宣言,通过《抗日救国初步政治纲领》,向全国各党各派建议:立即停止军事冲突,释放政治犯,各党各派立即派遣正式代表进行谈判,制定共同救国纲领,建立一个统一的抗日政权等。当时选举了马相伯、宋庆龄、何香凝、沈钧儒、邹韬奋、章乃器、史良、王造时、李公朴、沙千里、陶行知等人担任执行委员。

1936年11月23日凌晨,南京国民政府以“危害民国” 罪在上海逮捕了救国会领导人沈钧儒等7人。国民党警察和租界西探闯入沙千里家时,沙千里质问对方“自己犯了什么罪,根据什么逮捕他,拘票何在?”在租界捕房时借机向警察宣传抗日救国,希望他们不要再自相残杀。当天上午在江苏高等法院第二分院的法庭上,沙千里逐条驳斥国民党强加给他的罪名,指出“公安机关提不出证据,没有拘票,逮捕罪责不明的公民是违法的。”法庭被迫裁定将沙千里交保释放。同时沈钧儒等六人也获保释。后来国民党补发拘票,重新将他们逮捕,这次史良没有被捕,等到沙千里等六人被押到苏州以后,她自动投案,加入战斗集体。

1937年4月3日检察官以“宣传三民主义不相容之主义”,危害民国的罪名,向法院呈递《公诉状》,对沙千里等人提起公诉,并扩大此案,通缉陶行知等。于6月11日和25日在江苏省高等法院两次开庭审讯。沈钧儒等人坚持抗日救国立场,在狱中和法庭上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从事件开始之日起,中国共产党和国内外进步人士就开展了广泛的营救运动。7月5日,宋庆龄亲自带领胡愈之等12人,携带行装前往苏州请求羁押。宋庆龄的举动给国民党当局很大压力,更是受到全国人民的支持。七七事变爆发后,南京国民政府于7月31日宣布具保释放沈钧儒等7人,并于1939 年2月最后撤销了起诉书。

抗战期间从事的救亡宣传和政治斗争

(救国会主要领导人沈钧儒、史良、王造时、沙千里等参加上海各界群众的示威游行)

在新形势下,上海各界救国联合会改名上海各界救亡协会,沙千里在救亡协会担负领导工作,并参与《国民周报》的编辑工作。1937年底,上海、南京相继沦陷沙千里撤退到武汉。他领导由上海迁来、在武汉得到发展的蚂蚁社继续积极进行抗日救国活动。蚂蚁社发展到四、五百人,与中国青年救国团、华北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为当时武汉最著名的三大左派抗日救亡团体。他创办《大众报》宣传党的政策,提倡全民的全民族抗战。后于193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1938年10月武汉失守,重庆成为陪都,沙千里从武汉到达重庆。救国会的许多骨干,如李公朴、章乃器等也陆续来到重庆。他们经常联系,交流情况,统一认识,然后采取一致行动。主要有两方面:一、坚持抗战,反对妥协投降;二、坚持民主,反对独裁。救国会在武汉期间,从组织形式来讲,就不存在了,但是由于它的社会影响,因此被公认为一个政治派别。所以国民党组织国民参政会的时候,仍然指定沈钧儒、邹韬奋等作为救国会方面的代表参加。沙千里虽然不是国民参政会的参政员,但他协助沈钧儒等工作,沈钧儒在参政会上的提案,沙千里曾参与起草。

武汉失守后,国民党抗日逐渐消极,反共日趋积极。1939年1月召开的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根据蒋介石的《唤醒党魂,发扬党德与巩固党基》的报告和《整顿党务之要点》讲话,通过了《限制异党活动办法》等一系列反共文件,并对共产党、民众团体、爱国民主人士的言论行动实行严格控制,剥夺了人民群众抗战以来争得的某些民主权利。为了争取民主,反对独裁,1939年9月,沈钧儒、邹韬奋联合其他国民参政员,在国民参政会第一届第四次会议上,提出了“关于请政府定期召开国民大会制定宪法实行宪政案”。这个提案被通过,从而掀起子宪政运动的高潮。国民党为了对抗宪政运动,极力宣传所谓”五五宪法草案”,沈钧儒、沙千里、韩幽桐、张申府、钱俊瑞、柳浞、张友渔等写了一系列文章,对“草案”进行了批判。沙千里在《对于“宪法草案”的意见》一文中指出,国民党所谓宪法草案是限制人民自由,侵害人民权利,为总统滥施权力创造条件,要警惕袁世凯独裁重演。

全国解放以后,沙千里曾任贸易部副部长、商业部副部长、政务院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六办公厅副主任、地方工业部部长、轻工业部部长、粮食部部长、全国政协副主席等职,为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作出了巨大的贡献。